在知識產權侵權民事責任中引入懲罰性賠償是否妥當

反對在知識產權侵權民事責任中引入懲罰性賠償的理由之一，是懲罰性賠償與民法的私法理念相沖突。懲罰性賠償會破壞私法的基本理念及損害賠償法的基本原則，因此有學者反對在民法的任何領域引入懲罰性賠償。但是我國近年來的立法實踐已經逐步打破這種理論上的禁忌。對于在知識產權領域引入懲罰性賠償，有學者提出這樣的擔憂，即知識產權領域的懲罰性賠償會阻礙將知識產權法編入將來的民法典。這種擔憂體現學者的責任感，擔心知識產權法的私法色彩因排斥于民法典之外而被淡化，從而影響知識產權法的基本價值理念，使知識產權法淪為政策的附庸。但法律總是在發展，侵權責任法已經明確在產品責任領域引入懲罰性賠償，難以想象我國未來的民法典會為了形式上的一致而將產品責任排除在外。



反對在知識產權侵權民事責任中引入懲罰性賠償的理由之二是，我國現有的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制度已經很完備，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偏低的原因不在于立法不夠，目前的問題是執法而不是立法?？紤]到我國最高立法機構于2011年3月11日宣布我國“已經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種觀點無疑具有很強的時代感。但知識產權法與別的領域不同，科技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得知識產權法律的變動不居為常態。誠然，我國知識產權侵權賠償計算方法有權利人損失、侵權人非法獲利、許可費、法定賠償等，與別的領域相比可謂是最完善的，與發達國家相比也毫不遜色。有學者指出，在現有法律無法落實的情況下引入懲罰性賠償沒有意義，比如“在訴訟中實際損失或非法獲利無法查清，則懲罰性賠償便失去了根基”。n本文也認為，我國知識產權侵權賠償中存在著按營業利潤計算的利潤偏低、對原告舉證要求過高、對權利人實際損失與侵權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證明標準過高等，這些不利于權利人的做法是我國知識產權損害賠償中的頑疾，其后果之一就是法定賠償的廣泛適用。



但是，這些問題往往關系基本司法制度而且短時間內難以解決，引入懲罰性賠償正可以彌補這些缺陷。懲罰性賠償不能僅僅適用于權利人實際損失、侵權人非法獲利、許可費上，還要運用到法定賠償上，這樣才會有效地改變賠償額偏低的現狀。如果說提高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有兩條路徑：一是完善權利人損失、侵權人非法獲利等方式，這就不需要懲罰性賠償，但制度執行成本會提高，比如精確計算實際損失必然要求大量的舉證成本，而我國司法制度很難引入西方國家令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法官羨慕的證據開示制度，至少需要假以時日，二是引入懲罰性賠償，特別是明確將它適用到法定賠償中，那么相比之下，第二條路徑更符合我國實際，制度成本較低。



反對在知識產權侵權民事責任中引入懲罰性賠償的理由之三是，我國現有的民事制裁足以完成懲罰性賠償的功能?！?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y62333.com/wiki/doc-view-75.html">著作權法》第51條規定法院可以“沒收違法所得、侵權復制品以及進行違法活動的財物”。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紛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1條第1款的規定法院可以依據《商標法》第53條的規定作出“罰款，收繳侵權商品、偽造的商標標識和專門用于生產侵權商品的材料、工具、設備等財物的民事制裁決定”。但是，民事制裁制度本質上是以公法上的懲罰手段解決民事侵權糾紛，忽視對受害人私權的救濟，有悖于民事責任的私法理念。懲罰性賠償金則給予了受害人而不是國家，倘若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引入逐步替代民事制裁，可以避開民事制裁的公共懲罰性，回歸民事責任的私法本性。（本文來源：知識產權侵權引入懲罰性賠償之辯；作者：和育東、石紅艷、林聲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