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罰性賠償帶來的知識產權強保護是否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水平

質疑者認為，引入懲罰性賠償意味著我們對知識產權采取強保護政策，這并不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水平。



誠然，法律與技術不同，并非越“先進”越好。在經濟技術發展水平較低的階段，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市場擴張效應必然會被市場控制力效應所取代，不利于自身經濟發展而有利于國外資本的控制。但是，當經濟技術發展水平達到一定程度而越過某個“拐點”時，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市場擴張效應就會大于市場控制力效應，從而有利于經濟技術發展。l問題在于，我國目前經濟技術發展是否已經越過這個拐點了呢？



任何經濟模型的建構總會忽略一些難以測度的變量的影響，因此經濟學雖然揭示了上述規律，卻難以實證分析我國是否已經越過了拐點。其實，越過拐點或者沒有越過拐點是抽象存在，而現實經濟力量在制度演化中的博弈結果才是最終答案。我國擁有大量知識產權資產的企業才是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力量之源，他們對知識產權侵權賠償偏低的感受轉化為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需求。



經濟發展是社會制度變革的基礎和根源，而經濟發展的動力首先體現為社會力量的涌動。三鹿奶粉事件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故，成為《食品安全法》中引入懲罰性賠償的直接推手或催化劑。那么，引入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是否已經具備了《食品安全法》引入懲罰性賠償時所反映的民意基礎呢？知識產權領域雖然沒有發生像三鹿奶粉那樣能夠挑動廣大民眾神經的事件，但國務院2010年10月至2011年6月部署開展了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雙打”）行動中，社會對提高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力度的愿望得到充分表達，從立法上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社會呼聲強烈。2011年11月9日召開的關于做好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工作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首次提出了“建立對營利性故意侵權和假冒偽劣行為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構想；2011年11月13日國務院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做好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工作的意見》，要求“加大對侵權和假冒偽劣行為的懲處力度，為依法有效打擊侵權和假冒偽劣行為提供有力法制保障”。這些都充分體現了我國對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政策需求，而“雙打”行動中體現出來的民意正是引入懲罰性賠償的社會基礎，引入懲罰性賠償正是對這種民意所反映的經濟發展的需求。



基于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質疑者認為，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沒有必要在《TRIPS協定》規定的最低保護標準之上給予知識產權強保護。但是，倘若提高知識產權侵權賠償的動力發生在國家內部，一些傳統的思維模式就必須打破。在知識產權保護上，以往我們是在外國資本的逼迫下提高保護水平，這種狀況是與我國經濟技術發展水平有關。長期的被動立法局面形成一種思維定勢，就是我們只要達到《TRIPS協定》的最低要求就可以了，《TRIPS協定》沒有要求的或者強勢國家沒有逼迫我們的就不做，超出《TRIPS協定》最低保護水準的就會視為超水平保護。這種思維定勢在2008年《專利法》修改中被突破，我們在許多制度上主動提高了專利保護水平。引入懲罰性賠償也面臨著同樣的思維轉換，不能因為《TRIPS協定》里沒有規定這一制度，我們就不應引入。有沒有必要引入懲罰性賠償，最終要從本國的現實出發，如果現實需要某種制度，國家就應當提供這種制度供給。（本文來源：知識產權侵權引入懲罰性賠償之辯；作者：和育東、石紅艷、林聲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