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權業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2011 年歲末，本刊記者采訪了中國出版集團公司黨組書記、副總裁王濤，請他談談十七屆六中全會給我國版權業帶來的發展機遇、中國文化“走出去”問題和版權界關心的一些熱點問題。



記者：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戰略目標，您認為，這為版權產業的發展帶來了哪些機遇？

王濤：其實，認真學習六中全會精神，可以歸結為三句話，第一，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第二，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第三，大力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六中全會提出的這些戰略目標，對版權產業發展帶來的機遇是前所未有的。

大力發展版權產業是建設文化強國的題中應有之義。文化最核心的內生動力在于創意，而版權產業就是以促進和保護創意為立身之本。我覺得，即將圍繞著建設文化強國這一主題出臺的所有政策和措施，對推動版權產業的發展都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首先，建設文化強國，國家會把對創意、對創意者的精神權利和經濟權利的保護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層面。同時，建設文化強國更重要的是制度和法律層面的調試與進步，在文化強國建設過程中，中國的版權法律、法規制度會得到進一步完善和升華。這些都會給版權產業發展帶來巨大的發展機遇。



記者：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是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一項戰略任務。作為我國出版業的“航空母艦”——中國出版集團在“走出去”工程中必然有所作為，請您介紹一下中國出版集團在這方面已取得的成績。

王濤：作為出版行業的“國家隊”，“走出去”不僅是黨和國家賦予我們中國出版集團公司的重要使命和政治任務，更是我們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我們要建設成為國內領先、國際一流的大型出版傳媒集團，就要同時抓好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本著這個認識，集團公司領導班子及所屬各單位，一直高度重視“走出去”工作，把“走出去”當作集團的重要業務、重點板塊來抓。層層重視、上下一心、齊抓共管，推動了集團“走出去”工作有序、持續、快速發展。

自2004 年國務院新聞辦、新聞出版總署實施“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以來，中國出版集團公司一直高度重視這一政府牽頭的工作。我們把“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和“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外宣選題招標”、“外向型圖書采購”以及國際書展上的中國主賓國活動等項目，作為集團對外工作的重要抓手，全方位、多渠道地開展“走出去”工作。依托政府的政策、資金和項目支持，經過自身的不懈努力，集團“走出去”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

以2010 年為例，集團公司以版權輸出全國第一名、綜合考核全國第一名的成績榮獲國新辦、新聞出版總署“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優秀獎第一名，成績斐然。這些都為“十一五”規劃目標完美收官和“十二五”期間持續較快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2011 年的統計數據也很快就要出來了，中國出版集團公司仍然保持著全國領先的良好態勢。



記者：集團“走出去”工作成績卓著，您總結主要經驗何在？

王濤：集團“走出去”工作能取得這些成績，首先得益于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決策和大力支持。在工作過程中，我們總結了一些經驗和辦法。首先，思想上高度重視，實踐中齊抓共管，把“走出去”作為集團改革發展的重要內容；其次，用足用好政府搭建的平臺，借勢給力，推動“走出去”工作；第三，制訂長、中、短期目標，把“走出去”任務融合到日常生產經營之中；第四，設立專門機構，對“走出去”工作進行統一管理和對口服務；第五，擴大集團既有的品牌優勢和海外渠道優勢，以海外出版公司和海外發行網點為媒介，進入西方主流出版市場；第六，積極參與國家重大文化交流活動和國際書展，擴大國際交流的深度和廣度；第七，扶持與引導相結合，激勵與表彰相結合，考核與獎懲相結合，加大“走出去”工作力度；第八，加強宏觀引導和統籌設計，發揮優勢、優化結構、突出重點，提高“走出去”產品質量。



記者：在“走出去”方面，中國出版集團還有一點做得特別成功，即不但要產品“走出去”，還要人“走出去”、企業“走出去”。

王濤：是的。不但產品要“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要讓企業“走出去”。中國出版集團在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嘗試，目前已初步形成了海外出版發行格局，可以說本土化運營初顯成效：

2010 年，集團公司在日本東京成立了中國出版（東販）公司、在英國諾丁漢成立了歐若拉出版公司、在美國紐約成立了新華書店布魯克林分店和曼哈頓分店。這樣，集團公司共有海外出版發行網點28 家，包括9 家海外出版公司、12 家海外書店、7 個分公司和代表處。網點遍布美、英、法、日、韓、澳、加、德等國家，初步形成了多語種、全球化的國際出版格局。先期建立的網點，以“本土化經營、低成本運作”的探索取得了顯著的收效，新華書店紐約分店、圣地亞哥分店、新澤西分店，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逆勢而上，全部實現盈利。新華書店北美網運營一年就開始盈利，并創下單日銷售1.5 萬美元的記錄。

我覺得，唯有企業“走出去”，在當地實現商業存在，才能策劃和生產出為當地讀者所喜聞樂見的文化產品，并有效率和有效益地進行營銷。



記者：中國文化走出去已經是個很迫切的任務。2012年和“十二五”期間，中國出版集團將切實采取哪些措施，推動走出去戰略的實施？

王濤：以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的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增強中華文化的“軟實力”為工作目標，根據集團公司“十二五”發展規劃和2012 年重點工作，我們將進一步拓展國際交流工作。加強國際合作長效機制的建立和完善，使走出去工作真正成為下屬單位的自覺行為。打造一支國際貿易專業隊伍，為走出去工作提供人才保障。加強外向型產品線建設，確保版權輸出規模國內領先，大幅度提升中國主題圖書的海外吸引力。配合國家整體外交、經濟發展，選擇打造海外機構中的標桿企業，為集團公司國際化發展戰略建立有效的海外出版發行網絡。

一句話，中國出版集團公司將為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記者：作為出版人，您認為，國外同行在作品版權保護和版權貿易方面有哪些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王濤：國外同行在作品版權保護和版權貿易方面的確有很多經驗值得我們借鑒，特別是他們的版權保護意識特別強、授權很嚴謹。版權經營和營銷意識、營銷手段也都很成熟。他們對分區域授權、分區域經營、立體性開發、綜合營銷等都已經運用的很稔熟。

我體會很深的是，國外的很多選題，在策劃過程中，就把版權保護和經營融入其中。比如，哈佛商學院和商務印書館合作出版的“哈佛經管叢書”，他們系統地、全方位地開發這套書的版權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經管叢書”是哈佛商學院出版集團的老品牌，針對中國讀者的需求，他們從選目、書名和市場營銷方面與商務印書館進行了系統的策劃。他們對營銷提了很多要求，并且是長期跟蹤，隨時關注在目標國市場的營銷業績。而我們往往是單品種書一本書，版權一旦售出整個版權貿易工作也隨之結束，缺少系列化、針對性是我們的缺點。

還有，國外同行往往找到一個理想的合作者就長期合作。商務印書館的“牛津高階”和“牛津中階”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同時，這個合作過程也是共同開發的過程。這些都值得我們國內同行好好體會、借鑒。



記者：去年（2011 年）是中國“入世”十周年。當時作為新聞出版行政管理部門的官員，您參加了十年前的“入世”談判以及近年的WTO 應訴的有關工作，請談談“入世”對中國版權業的影響，您最大的感想是什么？

王濤：“ 入世”十年，我們對現代版權的管理制度、對國際公約從不了解到了解，同時依據國際規則建立了我們的著作權法律體系。從十年經驗看，這個法律體系符合處于轉型期我國版權產業發展的實際，極大促進了版權事業和版權產業的發展。自1905 年開始，清政府委任沈家本、伍廷芳為修訂法律大臣，引進國外法律體系與原則，陸續制訂了一系列的專門法律，中國首部關于保障著作權的專門法律《大清著作權律》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于1910 年問世的。從那時起到中國入世，這近百年的時間中，除了極少數專家和專門工作人員外，絕大部分國人對現代版權保護制度和基本理念可以說連一星半點的知識都沒有。在著作權法律知識的認知和普及方面，這十年超過了過去的百年，特別是，從國家領導人到普通公民都認同：沒有完善的版權保護制度和版權法律體系，建設現代化國家是不可能的。

中國發展到今天，“硬件”建設方面取得了驕人的進步，差距主要在“軟件”建設上，時代迫切期盼著一代新人的出現，他們是這樣一代人，發自內心地尊重他人在智力創造方面的精神權利和經濟權利，也堅定而又堅決地捍衛自己的權利。



記者：去年（2011 年）還恰逢我國《著作權法》實施20 周年。目前，《著作權法》第三次修訂的工作已經全面啟動，作為修法專家組的成員，您對著作權法的修訂有何建議？

王濤：我國《著作權法》最大的特點是權利平衡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希望在這次修法的過程中，能夠堅持這一特點?！吨鳈喾ā吩谧髡叩臋嗬幸呀浺幎藗鞑?，后來又以法規的形式增加了信息網絡傳播權，其實這是同一種權利?，F在遇到的問題是，同一本書，出版商已經支付了相關的稿酬，當需要出版數字版的時候，書的內容也沒有任何改變，卻需要再取得另一種授權。我覺得從法理上是講不通的。由于是以新的介質傳播，出版商可以向作者支付新的費用這是應該的，但必須取得所謂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授權，既沒有必要，也難以操作。中國的數字出版目前遇到的就是這個法律的“瓶頸”。權利劃分得越繁瑣，公眾的使用越困難、越受限制。所以，我希望通過這次修法，能使權利的規范更加合理，既要有效地保護作者的權利，也要考慮到社會的合理使用。（本文來源：人物訪談）